陆兴华 我们的“丛书”情结本身说明了什
陆兴华对甘阳刘小枫丛书的评论，这是一个值得读的评论。
“西学”丛书，所以，只是一部部的“经”?--我们的“丛书”情结本身说明了什么？
陆兴华
〖1〗一个汉语社会研究者靠一套丛书去了解西学？
对于一个具体的社会研究者，“西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汉语社会研究者各自从自己的领域里面来，共同面对“西学”？还是每一个研究者在自己的领域里单独面对“西学”？
我认为应该是后者。西学和中学之间，我认为绝对大部分，是重合（！）的。要了解的，只是那不重合的部分？我跟一个专业跟一个老师学下去，最终与西方研究同行撞到了一起，他们知道的，而我不知道，我需补上，那才是“西学”。同样，我知道，西方同行不知道，他需补上，那就叫东学。
中学或东学和西学处于“对冲式平衡”中。你不需要从头学“西学”的。大部分西学，对号入座，我们就得到。
“西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去了解西方各国的与我同行的研究者们在做什么，写出了什么，他们给社会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只是跟 进。
〖2〗中国人说的“西学”的绝大部分，是我们不得不用西语去了解的那部分，不是已经“译过来”的那部分。译得过来的那部分，本来就民是属于我们的。
这里有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你懂法语，对于你，德里达们身上并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很多是可以说“嗯，我知道了”，“是这样的”的。你一用商务印书馆的丛书来了解西学，你手上忙坏了，越积越多，他写的每一句都对你严重起来。
“懂法（西）语”的意思，就是德里达的很多东西你看见了，但仍让它们继续呆在法语里，不去硬译它，让它仍是液态。但你敢说“我知道了”。
一个中国学者天生会汉语，也“懂法语”，她会让某种深刻和高深的东西如若无事地让其分别继续呆在法语或汉语里；把汉语里的归汉语，把法语里的归法语。这是六祖教我们的“放下”的办法。学问也应这样放下。
但你会看到，丛书派一写，就宣 布要梳理概念、传统，先把古希腊和柏拉图搞通。读起来的那个费劲，“多”到堵塞了他们自己的表达。其顶点是中国现代思想兴起史。
〖3〗所以，社会科学、哲学和人文科学里那些不得不涉入西学的人员，在大学做研究，要与国际接轨的，第一件要做的，就是象华勒斯坦说，学它三到五种他者语言或西语或第三世界语言。
不是教了语言，去搞通古希腊和美国政治哲学，而是象禅宗里鼓励的那样，不要入到西学的魔里去主来，不要去事事翻译。是为了让他们以平常心对待西学，放下它。
欧洲的各语言共同体学术界之间，我想就是这样相互对待的。
这样说的前提是：我认为学语言，实际比做研究容易多了；先学语言再说，学着学着，可能不知不觉就钻到了那种语言下的研究里。过去有熊伟是教“哲学德语”的，不教“德语哲学”。
〖4〗这样说，是把西学问题转换成“西语”问题了。最终，照德里达说，是“他者单语主义”的态度：西语的人守着西语，汉语人守着汉语，在各自平台上与他者轮番做交易和做交换，各各通过汉语和西语进行。“汉语”既使我感到与西学的隔阂，也正是使汉语使我感到自我充足。西方人用西语所知道的东西，我也一定能用汉语去一样地知道，我用汉语怎么也知不道它的那些，可能也是我不需或不该知道的……
单语主义态度，是汉语学者面对西学时的最后平台，攻和守都在它上面。单语主义者甚至认为，西语对汉语的霸权和象征暴力，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必须通过汉语施暴，最终总仍是汉语在对汉语施暴－－是那些象我们那样懂点西学的人在对汉语施暴。那些从不知道西学的人，所以，仍很活泼于其交往理性和常识，总 如鱼得水着。
我们都是单语主义者，那些象我们那些懂点西学的双语者，实际上进一步证明了那种普遍交往和交换的可能－－而哪怕都是单语者。这种把“西学”放下的交往，也是可能的。
〖5〗大学毕业后有很有见识的师兄强迫我读商务印书馆那套译丛里的书。光是罗素那一套《西方哲学史》就让我读得难受，三四年里放下后又拣起地，三心二意地虚伪地翻过一遍。根本没有收获，心肠还先弄坏。
这个很有章法的认真师兄相信，“那一套”书里有做所有门类的学术和思想的真术在其中。我也一直跟着相信了。但其实，我从商务和三联的丛书里，几乎得到很少的东西，或它们蹉跎掉了我很多的时光。
早就看出，这种丛书是被看成“经”的，要年青人跟着念这种经。可恶的，就是提倡念经的人自己其实是不去认真读这种“经”的。因为，这是“经”呀，就是让你来念的。中国的学术，总之是这一点最可恶。总是这个经，那个经，离常识和日常交往理性越来越远。读这样，写也是这样，一项研究和一个学科方向而已，但总是弄得兴师动众。
这种丛书的前端是玄奘译经。到近代，到五四，到改革开放，到了我们今天……
到我们今天，“西学”我认为是我们大学人作为社会研究者，在社会中观察和描述社会时，必须加以参考，必须搭接进来的当代西方社会研究者们的那些最新刷新出来的观察眼光而已。
怎么啃动古希腊以来的欧洲二十五个世纪的精神和思想传统？你去看看当代欧洲人自己急不急。我们好客，才去了解，否则，我们可以算这笔政治经济学算计：我们只在我们的社会里观察和描述我们的社会，“西学”的用处，先在于帮助我们刷新这种观察眼光，其余的，只成为我们的“修养”而已。修养多少，和研究关系不是最大。
〖6〗在大学里，年青人都是在追一门学科的，其实盯住这门学科里的主要著作，师生之间和师兄弟之间深入讨论共读的书，就足够了。具体遭遇到的问题探讨是第一位的，读商务印书馆的译丛，是第二、第三位的。跟住一两个老师和师兄，把专业里的研究传统和方法套路摸熟，先混起来再说，边混边读，对学科问题认真到发生精神危机了，深读，就算是入门了。
一到大学里做研究，要盯牢国际上的了，靠丛书，反正也是远远不够的了。这时的读，是贪婪地不顾一切的读了，不用别人给他找着读的了：你用不着告诉我读什么的，因为我作为研究者的自尊心会促使我去拓展读的。
读西书，首先也只是了解信息式的读。不是那种要把自己弄得很深刻的读。
〖7〗说来，本人还是这样的丛书派的牺牲品。我后悔那种广泛的、追求思想修养式的读。弄得我现在的读和写只得落进“哲学”模态里。也就是，至今仍在做思想修养式的读。这在很多专业里，是不合理的。
“丛书”这种格式，是出版社设计的卖的格式，不是你读的格式。
精打细算型的阿哥，可选书目范围。象我这等沉迷型的，我认为是读同类和全读同作者，效率好一点。二个月前读齐美尔，先《货币哲学》，然后《社会学》然后《社会冲突》，难度和花时间比率为3：2：1。趁热打铁。如果在不同时间去读，会多花去时间，效果还不大好。杀出一本书后，是大好时机，应追击。巴尔特和福柯这样的作者，应读全集，省力省时，眼光还全。
作为研究需要的读，是先读新出版的跟你的兴趣有关的论文，最重要！先跟牢这个，看一眼自己周围的人读过什么，跟 上和跟牢，再说其它。
〖8〗跑 了几个码头，才发现，绝少有人是真的会对读方法化、理论和哲学有兴趣的。而且还发现，那些自称对理论有一定兴趣的人，比那些干脆说自己压根不读理论的人，更难缠，更危险。你以为他们对理论有兴趣，就天真地与他们探讨起理论，人家一转身就用冰脸对你，或马上讨厌你的理论，只因为他们是叶公好龙地喜欢理论。也因为，理论和哲学两道是最容易在人之间互生反感的。我常受这方面的伤害。
在社会中，喜欢理论的人的比例，远比喜欢桥牌的人的比例要低。理论和哲学可能是放不进谈话中的。写在文字里，也总显得别扭。
理论我总觉得是语法的语法了。多数人是烦它的。两个人之间讨论理论，是不容易的事。我与几个好朋友分别几次兴致勃勃地试过，都坚持不下去。写理论很不讨好，一不留心，理论用过头，你就讨厌我起来。
我们争论，我们想用理论来吵架，这是笨拙的，说不定还不如骂更合理。有时想，理论是主妇晒袜子，整齐排出，是她自己的秩序，是给她自己看的，对于别人，就成了压迫的模型。我担心：一个常写理论的父亲，对于孩子们一定是面目狰狞的。如果我专给你定做理论，你一定会读得大怒。所以，有时想，理论是作者在讨论中感到失落，为安慰自己，公正地、中立地摆出自己的想法，为后来的讨论作铺垫－－万一真的需要摆出来呢。是作者明知写和说时与听众交割不干净，为了给自己解脱，才把它去说出来的。
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读书人之间似乎都想用“丛书”式的理论，来相互说服，一写论文，引用里就是好几堆丛书。看得烦死了。金刚经、秘心经、罗盘经，等等，象电动机里的线圈，终于弄得你不会照常识说话。但不引用它们，引用什么？
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等等的丛书的功劳，是弄出了一大堆象汪晖那样的人。他们用丛书当剑和盾，来打架，来摘抄着写出中国现代思想兴起史。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丛书主要动力译者和作者，他们自己却是只看原文的！不看这种丛书的！你说说！
〖9〗丛书能教给我们的，我认为也可以用下面几种途径达到：
1、用交往理性反复反思自己的常识；
2、在社会中对社会的观察和再观察；
3、媒体里的系统式不断自我刷新，观察各主题的语义进化过程；
4、跟 着老师、师兄弟不断“社会地”、“社会学式地”反思自己的专业研究活动。
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研究者马克思，就是靠读报纸经济报道，来写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语法的。只要我们足够认真就行。他不是靠思想修养式的阅读积累，而是直接生吞活剥的，其借手头媒体自我刷新的能力惊人。
〖10〗说到马克思，这一点令我吃惊：1844－8年之前，马克思三十五岁之前，已把所有的理论和哲学搞通了。这不是因为他用功。
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你会发现，对马克思而言，理论和哲学和思想在社会中不是太少，而总是太多，多得象英雄墓地里的乱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共产主义这种理论前，德国至少已有几十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版本了，一种比一种深刻和优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批判了这么多条后，再从中拣出一些好的成分来，拼成。
马克思的例子表明，人在三十五岁以前，是身上会生出无数种理论和哲学来的。那都是完美到象共产主义那样的理论。但做一个知识分子，是要象给自己动手术那样地去除自己身上的不断象杂草一样长出来的一种种源源不断冒出的共产主义版本、种种意识形态的。人生过了一半，他的眼光必须进入“政治经济学”式的了。
马克思年青时是个完美的理论家，人生壮年之后，成了一个未完成自己宣布要做的事业的社会研究者？为什么？
〖11〗我从中得出的教训是，那种“经”那样的西学，那种丛书，只是马克思他们年青时搞出的《共产党宣言》那样的东西。－－一生只写一次的。我们在成熟期所做的研究，却成了《1857－8年资本论大纲》那样的一大团笔记。
社会研究这事，很容易被兴师动众，其实是，在社会中观察社会，你只要一认真，就是在研究了，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怎么做研究？这问题，我的理解是：什么叫“认真”？怎样地当真，才叫当真？
〖12〗还要来说商务印书馆那套丛书。里面有一本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本要了我好几年命的书。我真的不喜欢读！但师友们怎么肯饶我！
这本书写到一半，黑格尔开始求婚，成家立业，教职也将 开始稳定。它相当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标准的西学或理论或哲学，是中国学子的理论和哲学的理想模型。《共》和《精》由于是三十来岁的人写的，都是精神饱满，很有机！象花朵一样开放出来！是诗一样的理论！许多象我那样大学毕业后读它的中国学子，以为理论和哲学都将是这样，黑格尔也将继续这样写下去的了。
我是到了最近几年，一读黑格尔的其余的书，才发现一个惊天大道理：黑格尔是只在《精》里才那样写的－－象乔姆斯基三十左右写那可怕的概念成堆的转换语法，后来再也没去碰过，你批判它，他也没兴趣还击了。他的其余的所有的书，都不是这样写的！他的历史哲学、宗教哲学、全书，写得那个拖沓和松散！几乎到了象我在本论坛里的写：格子在了，填满它，混说以后回头再来把它改写好，却是一去不回头的了。我认为《精》一书，在中国害人大大。我读了德里达的《钟》和海德格尔的《1933年《精》讨论班讲稿》，开始看透它，但也真心地对待了它，用符号学来对付它了。
《精》也是黑格尔三十来岁时用来作秀的理论！他后来也越写越自然，成为排列和清点式的写了！
你很难看透《精》，因为它是精致的同义反复，象我们年青时写的那些诗！你说它不深刻，分明它很纠缠得优美！马克思和黑格尔年青时，也是有一点象我们的！一写，就要来宏大的，要解决大问题。但，他们也象我们一样，很快就对年青时的《精》和《共》不在乎了，要去写“大纲”和“讲稿”了。
〖13〗甘阳老替我们担心不会玩西学，这是他太把西学当“经”了。我们看马克思怎么对待黑格尔的那一套：一个半月，象剥笋一样对付掉了他，说话写作时，把黑格尔当作了自己的呼 吸。黑格尔对他的青年派成了“经”，马克思却把它当作一份工作菜单，给它的优待，只是一个半月。
不要以为马克思是格外用功和又红袖添香，才写出那么好的理论。不，他做很多的实际活动，总手头忙着一些组织。他的理论是怎么读和怎么写的呢？这事弄清了，对我们会很有启发。
〖14〗大学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我想笼统称其为“社会研究”。
中国大学里的“西学”，我认为应指当代发达国家的大学系统里的研究前沿水平。中国人做西学，就是进入西方研究者的研究场域和眼光，主动去跟上和竞争。在中国大学里做的研究，也应主动去再观察、不断刷新西方已有的研究眼光，把它们当上下文。比如，我认为，哈贝马斯提 出了世界公共政治话语场这一研究，它是西学，但如汉语学人在他的研究的基础上，来描述出它的构成，或修改哈 的描述，那就是跟上西学了－－不是我们的研究水平赶上西学，而是说，这本来就是眼光跟 上和刷新的事，不复杂。是我们在研究的观察和再观察里本来就应该做的事！就象日本人发明了方便筷，中国人不需再去发明一次, 应该qu 改 jing一样。
方法论反思，必须在我们汉语研究者自己的场域里做。
“西学”丛书，所以，只是一部部的“经”。
〖15〗“Google中国”如有见识，应开始扫描西方当代新出版的学术书和杂志，可打开，但不能粘贴，看一次一块钱，在网上收，搞出一个比西方任何大学的图书馆都全的一个当代学术图书馆。这会彻底改变现在的中国学术状况。
这样，“丛书”就不会来局限年青人的眼光了。英语世界的当代学术书，都是重索引的。读，对于那儿的研究者来说，一半是追索引。汉语当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术，与西方或英语世界的学术之间关系，一下子拉近为索引的关系。他们索引，我们也要索引，索引占一半以上的读！宋才有时间去研究和写。
其实，本来也就是这种indexical的关系，原话实际上是胡塞尔说的。道理是这样：每一种语言里的学术都自足，都是一个谱，之间是相互索引的。我们只是索引西学而已。因为只能这样：索引它。听一个懂物理的朋友说，当代仍有人问：造出比光速外快的飞船可不可能？Nasa网站上有结论说可以。但它造汽油是不够的，要整个大爆炸后的物质界全烧给它，才能飞那么快。我们对西学的狂称，也是如此：有那个必须去透彻了解它？是不是我们都只是说说的，不会真那么认真对它的－－最终仍只是以平常心对待它？
这个道理对于汉语学术圈，很难讲通，我们都是一说学术，就兴师动众起来的。我们可以举瑞典或新西兰那儿的大学为例。 那儿的系科内研究方向都不全。缺的部分怎么补，如何索引到？它们就是直接认同美国或德国大学里的方向的。尤其是新西兰的大学，它一边认英国这边，一边又认美国那边，自己的方向很少，但有的几个方向都是过硬的。汉语学术和西方学术和英语世界的学术之间，在Google时代，也将要如此了。
我的意思是，汉语学者也可索引，自己没做好，或还没人做，但我敢说：喏，美国那边有人是这样做的，我知道了！其实可能没有更多了。
〖16〗小结：丛书之害，主要误导了年青人，以为读了这些时髦的书，就会理论和思想了，可用思想和理论去指导自己的研究了，忘了研究是社会劳动分工下进行，研究是一种讲效率的制度和机构内的活动。丛书会养出我这样的一大批夸夸其谈的人，误 以为写写哲学、思想和理论就是研究了，就是好的写作了。
丛书的存在，只表示我们的学术出版还很压制。一个学科方向上大家跃跃欲读一本书，就出译本好了，但非要折进一个丛书，才能出来。
〖17〗一个研究者的理论和思想阅读，从我个人体会，简直象癌症化疗，反应激烈。
要把西方的哲学、理论读得自己不反胃，转述得让听众不恶心，需要花很大的功夫。对于绝大多数人大学人，我认为没必要陷到这事里去。如果真要去做，至少要做得不成为公害。玩理论最终是不好玩的。玩的人自己先被吃住。
本人对各种哲学和理论是读到巴尔特里，才开了窍。通过巴尔特，我学会把理论和哲学说得简单了。如果没有巴尔特，我嘴里的哈贝马斯和卢曼，很可能会成为严重公害。
以前讲过，社会研究是三部分：理论、方法论和社会统计。研究的结论经常只是一种理论。把好几种理论理清、分开或合拢，也是研究。
但“丛书派”的毛病，经常是用一种理论来证明另一种理论错误，在理论之间做实证，妄图用“刁钻的眼光”看两本书和两个作者之间的联系或斗争。对于大学人，其实可能更应该：多做社会统计，多做方法论反思，尽管少去绕理论的线圈！
国内学术圈生态现状，即要么立山头争做某个国外学者的国内代言人，比如北大法学院的法盲院长朱苏力同志（波斯纳中文版）以及土匪法学家邓正来同志（据说邓某人买断了哈耶克绝大部分著作的中译版权，歹毒啊！！），诸如此类者还有哈贝马斯中文版曹卫东同志、福柯中文版汪民安、刘北成同志等等不一而足；要么以某些国外理论的流派做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这一类人的特点便是对任何现实事件做评论，言必及某某，评价其他理论家的高下，也必以某某语录做为最高指示。比如跟着刘小枫的屁股才知道了科耶夫和施密特的“学术政治家”们，即不懂政治学，也不真的懂政治哲学谱系，从他们嘴里出来的任何“政治的”看法，必是科耶夫如何如何说（其实还是科耶夫如何如何说黑格尔如何如何说，至于黑格尔到底怎么说的，没人关心），或者施密特如何如何说。当然还有韦伯如何如何说，拉康如何如何说。这类人的普遍共同特征有二，一是基本上不懂所恃理论家的写作语言，也就是说，他们大部分在津津有味的咀嚼由刘小枫、甘阳们囫囵尝过的残渣剩饭；二是为了附和自己钟爱的理论，不惜阉割事实来附和理论。典型如北大中文系的
?
陆兴华此文犹如凛冽疾风，将这些人的遮羞布一扫而光！
